博我新知光故国 传他旧学振家邦——记夏威夷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博士第一人罗锦堂先生

在《子弟与弟子解》中，他“认为元曲中的方言俗语，是研究杂剧的钥匙;必须想办法先得到这把钥匙，然后才可升堂入室，坐享其左右逢源之乐了。”

在《从宋元南戏说到明代的传奇》里，他勾勒出了“宋元南戏”演变为“明代传奇”的过程：宋室南渡之后，江南一带，本是中国的富庶之区，加以广州、泉州等几个大的国际贸易港，年年接济大量的关税，当日的财政，收入颇丰，不仅把江南一带，造成了高度的经济繁荣，同时形成了文化的中兴地。所谓诗人词客之流，也都沉溺于偎红倚翠，狎妓酣歌的生活中，大制其艳诗绮语了。就在这样的空气下，于是以杭州附近的温州地方戏为基础的“戏文”，便取得了普遍流传的机会。再由这种“戏文”，便渐次演变为后来的明代传奇了。

在《明代剧作家总论》中，他指出：戏曲作家地位的转移，及至明代，已到了士大夫之手;在他们当中，进士及第者至少有三十人。明代戏曲，像元人那样，好以市井俚语入曲的现象，已不复存在，而转向于修辞与藻缋的逞才弄巧方面去。明代剧作家的地域分布，比元代及清代都较为广泛。

(此碑现存于陇西县仁寿山上)

法国伏尔泰曾说：“欧洲贵族和商贾，凡在东方有所发现，只晓得搜求金钱、财宝，而哲学家倒是在那边寻着一个道德的世界。”

德国大诗人歌德，“则想在中国找到一个文学的新世界。”

歌德看了中国古典小说《好逑传》和戏剧《花笺记》、《玉娇梨》等作品后，写下了《中德四季与黄昏合咏》(十四首)，并激动地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小说，当他们已经有小说时，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中生活呢!”歌德还说：“我们德国人如其不从我们自己的环境狭小范围内里向外观看，我们当然很容易陷入于玄学的自负，因此我很喜欢怀顾其他民族，并劝告无论何人也应当像我这样看。”罗锦堂《歌德与中国小说和戏剧的关系》。

……

博晓古今，可立一家之说;学贯中西，或成经国之才。

文学史上不乏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正如罗锦堂在《中国人的戏剧观》中所写：

本身不喜欢戏剧，而又偏偏专门研究戏剧的人，近人有王国维、潘光旦，以及郑骞先生等。然王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潘对于音乐戏剧，虽不厌恶，至少，从没有表示过爱好，昆曲，生平只听过一次，京剧生平看过两次，还是别人拉去的;郑骞先生也难得看一次戏，更不曾与任何伶人有亲密的往来。然而，王氏宋元戏曲史之作，掀开了中外学人研究中国戏曲的新纪元;由于潘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大大地提高了伶人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郑先生的北曲新谱，而予我们以研究曲律的正确指南。凡此种种，都是不爱看戏，不会玩弄乐器的人所作出来的丰功伟绩。再就我本人而言，既不会唱京戏，也不懂拉胡琴，更没有天天跑剧院、捧角色的雅兴，但是将近二十年来，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费在戏曲的研究上。

无独有偶，兰州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研究所所长赵建新先生，平生也不爱看戏，但是他在戏曲研究方面却也成果累累。

这些，都是偶然的现象吗?

也许，戏剧演出、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研究虽然都与戏剧有关，但三者毕竟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律;不同禀赋的人，兴趣不同，着眼点便不同，各自用功的范围便也不同。但是，他们相互配合，共同把戏剧这一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一次次推向一个更高的巅峰。

责任编辑：麦穗儿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