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我新知光故国 传他旧学振家邦——记夏威夷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博士第一人罗锦堂先生

因而读《论语》的人，只把它当作圣人的经典看，遂忽略了他的文学情趣。我们看他运笔之灵活，结构之紧严，以及辞句之精粹而言，都是后世散文的典范。我们读了，不但有高超的文学情趣，而且也可以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使读者自信在古老的中国，也有一个更圆、更大的月亮!

例如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陈亢(即学而篇的子禽)，怀疑孔子一定有些特别的学问，不传给门人，而传给儿子;于是就向孔子的儿子伯鱼(即孔鲤)道：你在你父亲那里，听到过特别的教诲吗?伯鱼道：没有呀!但有一次，我父亲独立在厅堂上，我在中厅走过。我父亲问我:你读过诗了没有?我回答:没有!我父亲就说，你不学诗，就不会讲漂亮的话与人应对!于是我就回头读起诗来。另有一天，他又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就放开脚步，走了过去，他问我学过礼了没有?我也回答说没有!我父亲说，你不学礼，就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身处世。我回来又开始学礼。我私下所知道的就这两件事情。于是陈亢回到房间后大为高兴，而且得意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样知识，一是知道学诗，二是知道学礼，三是知道一个君子之人，对待儿子和对待其他的学生，并无不同(《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由此可见孔子的大公无私。

哲学的修养。在论语中，虽然多是日常生活的谈话，但在谈话中，却含有高深的哲学思想，以启发我们的才智。它往往把周密细致的哲理，夹杂在美丽多趣的文字中。例如在《子罕篇》中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几句话，简单明快而富有诗意，令人毕生难忘。由于孔子走到河边，看到河中的水，日夜不停地流动，因此而感慨岁月不居，时光不再，藉以勉励弟子们及时努力。犹如《易经》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样，不过孔子在这里却以流水取譬而已!后来如李后主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苏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都是受了孔子的那句话而延伸出来的。

宗教的观念。在论语中，涉及宗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少，而孔子本人，无论讲学论道，只谈人事，不说鬼神，所以说：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第七)。

是说孔子不肯随便谈论虚无缥缈、无徴不足信的事，如木石、山精、水怪之类。其次，孔子施教，主张以仁义感人，不主张以暴力服人，所以不谈论勇力之事。至于如小而反上，子弑父、臣弑君之类的事，孔子更深恶痛绝，不忍去说。另外类似后世求神、问卜、掷筊、抽籖等类的事，孔子主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所以也不谈。但对去世的先人，他主张应该慎终追远，不忘祖德;所以在祭祀鬼神方面，一直抱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态度，却不涉及任何迷信。

钱穆先生曾说：“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子实有一极高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与世界各大宗教，并无大异。”(钱穆《论语新解》经钱先生这样一说，我们才明白，孔子虽非一宗教主，但与其他的宗教主比较起来，并无大异。所以凡遇大事，孔子及常说到天命。记得有一次，孔子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学生子路请求向鬼神祷告。孔子问子路，有这样的说法吗?子路说：有的!在从前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我早已祷告过了!(《论语·述而篇》第七)由此可见孔子，并没有反对向神袛祷告的这一古代习俗。

孔子除了相信向鬼神祷告外，还经常喜欢言天命，认为人生在世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孔子以为人的财富，也是命运的安排，与能力的好坏，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就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意思;

……

最后再引一段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北京对洋学者大谈孔子学说的情形。据说当时有一位洋学者访问他，这洋学者本来想刁难他的。寒暄后，开口便问：四千多年前的孔子学说，为什么现在仍然适用?章太炎是个聪明人，鉴貌辨色，当然知道他的来意，便依照他所说的年代，面带微笑地对他说：四千多年前(?)一加一等于二，四千多年后，一加一，仍然等于二，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孔子的学说，仍然适用于今日了!这位洋学者，听了愕然，诺诺而退(杨炳暄《檀报·章太炎趣事一则》)。如果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也就借用章太炎的话以为回答!

曲苑漫步：同祖先对话

读硕士学位后，他发现元代前后三百年间出现的作家仅记入史册和有籍可查的就有280多人，戏剧作品有800多种，推动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但在外族统治中国的时期，为何会出现这样丰富的文化现象?而后来为什么又长期被湮没?导致中国的戏剧落后于欧洲的原因何在?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回答“为什么”!他又一头扎进图书馆满载线装古籍的书架旁，掸去覆尘，掀开倍受冷落无人顾及的篇章，去静静地倾听祖先的脚步声。他被带进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大师们的《望江亭》、《汉宫秋》、《西厢记》的戏情里，欣赏先贤们在舞台表演方面创作的(三五步行经百里;面对面如隔重山;四个龙套，千军万马;几下更锣，长夜即逝)独特表现形式。真是春华秋实，异彩纷呈，令他目不暇接，整个儿遨游在中国古典文化瑰宝的海洋中，神游魂翔，流连忘返了。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定位在这个经纬点上，矢志不改。他要让那经历千年，陈黄朽蚀的纸上，一个个文字苏醒过来，铮铮有声，娓娓吟唱，翩翩舞蹈。如果说，最初对马致远的作品研究，是从一个小窗口里窥见了中国浩瀚的古典文学，接着对元曲的研究，就是走进了一个大展厅，顿觉开阔，耳目一新了。三年后，他向老师和社会献出了《中国散曲史》，并立即受到重视。于右老为此书题词，写了七首七言绝句，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把它列入《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业书》而出版发行。其重要价值在于对元散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历史的、科学的评价。他提出元曲和杂剧产生和发展的四大要素：一是古词的衰落，古词原流传于民间，宋以来成了文人学士的专利，对音律修辞日益讲究，一般民众看不懂，而元曲和杂剧则不受格律限制，下至平民百姓，优娼妻妓，上至文人骚客、达官贵人，以及蒙族外族人等，都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它是词的解放。二是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知识分子仕途被断，沦为底层，于是将古代史籍中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写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以自娱娱人。三是民族矛盾的刺激。民众对异族压迫和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不满，不敢发泄，便寓抨击、抗争于娱乐之中，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四是外来音乐和乐器随着金人和蒙古族的到来进入中原，京胡、二胡、羌笛等丰富了舞台音乐，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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