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我梦想成为画家

　　
　　如果画人物完全是素描，而不用中国的笔墨，就达不到效果，因为宣纸是适宜表现的，而不适宜描摹。因此，在西方精确观察的前提下，还要用东方重表现、重抒情的方法去刻画。您可以观察我画的几个肖像，例如蒋兆和先生的肖像，那个眼神就是他的，他的姿态完全是我想象的，不是写生的，所以蒋兆和先生看到后很满意，还给我题了一首诗。
　　
　　后来我就发现，我学蒋兆和先生的东西，一下笔就是他的，如果这样走下去，我无法达到他，我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三十几岁以后，我开始彻底舍弃光，可是因为有原来造型的基础，因此我画的人物画就和其他人的不一样，无论从面部五官的结构变化，还是从不同的空间关系看，都有它的合理关系和表现力。
　　
　　张：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严谨的写实造型教育，现在您不用起稿就悬臂做画是不可能的。美术界对您的功底很惊叹，事实上，功底达到一定的境界本身就是一种“道”，所谓“技近乎道”就是这个意思。通过刚才的谈话我就知道了您和蒋兆和先生的区别。对于前辈大师，我们也许不能超过他，但是我们可以超越他，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建立另外一种风格，以此达到超越。
　　
　　另外，您在谈话和文章中经常提到一个很大的话题，那就是回归古典精神。这个古典精神包容量非常大，那么，中国应该怎样回归这样一种古典主义精神，这种古典精神在当下社会又能体现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范：回归古典和回归自然是我本人对新的东方文艺复兴的预言，是一个纲领式的思维。这个观点不是我发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就是以回归古希腊精神为旨要，它们要从古典文化里面吸取再生的养分。
　　
　　东方现在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可东方和西方又有些不一样，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当西方中世纪处于黑暗时期时，它在文艺上被经院哲学和神学所控制，完全丧失了浪漫的激情。而中华民族文化，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在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出现了许多高度浪漫主义的文人，他们创造了我们辉煌的文化史，并没有一个像西方那样的黑暗时期。而到了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是一个追求全世界和谐共生的世纪，最需要反对的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因此我现在所说的回归古典是一个全球战略，它包含对人类所有文化精华的一种凝聚。
　　
　　张：您和当代很多艺术家的区别就在于您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也许是一个精神的差别，也许是一个品味的差别。最近看了您的许多散文和杂文，在作品里面仿佛看到一个金刚怒目式的范曾，很接近鲁迅的战斗风格—锐利、毫不留情。在您的笔下，对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表达出了深深的忧虑和反思，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本质。而这样一种人文关怀精神恰恰是应该在当代艺术家中提倡的。从根本上讲，这也是艺术和当代社会、当代精神以及当代生存关系的体现。
　　
　　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式的人文精神，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纯洁的世代传承的思维方式。到了我的先祖范仲淹，他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这些思想也不是范仲淹本人发明的，而是他把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通过最精粹的语言表现出来。归庄愤世嫉俗，写出了《万古愁曲》，但归根结底是他对这个社会爱之不及，就如鲁迅先生、梁启超先生一样，在希望民族复兴的焦虑下和沉重使命感的压力下，他们才会产生那样的批判精神。因此这是一个潮流，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所致。那么我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就有所感受，由于这种感受，自己生发出来的一种思维，使我感到未来的人文主义不仅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而且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内容和思想。从本质上看，今天的人文主义是对地球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实际上已经成为全世界所有学人、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艺术家所关注的事情，这种关怀倘若能够凝聚成世界性的巨大潮流，那我们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人类继续分崩离析下去，那么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这种危机感促使我写出了《警世钟》、《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等文章，也使我对艺术界的一些现象能够慷慨陈辞。
　　
　　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的时候，在李政道的提议下搞了一次艺术与科学的专题展览，目的就是想论证艺术与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是一体化的，因为他认为在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始终没有分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近读了您对于艺术与科学关系的文章，您的看法和李政道的观点可谓泾渭分明，认为艺术与科学没有太大的关系。
　　
　　范：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把哲学概念弄清楚，科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如果概念混淆就很容易犯像李政道这样的错误。通过展览的作品，我看到那些艺术家们根本不了解科学，只是科学家们需要他们为科学的理论做出一些图解。这样做最终会导致艺术呈现出一片混沌性、荒谬性，很容易为后现代鸣锣开道。
　　
　　科学家所看到的美不是艺术家所能看到的。天体物理学家开普勒讲宇宙是六声部的交响乐，它不能为平常的耳朵所听到，只能为科学家的心灵所感到。我曾经问陈省身先生：数学到底美在什么地方？他说简直美极了，做得好的数学，其结果是非常简洁、单纯和漂亮，这是他生前和我讲到的，一言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个大美，科学家只是从科学逻辑上逐步地接近它，因此科学家所追求的美是一种公式化的接近宇宙本体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越简练越妙。
　　
　　柏拉图讲宇宙是永恒理念的摹品，而艺术是摹品的摹品。说我们的艺术是摹品的摹品，是不是贬低了艺术家？不是。艺术家有天才的摹品，也有拙劣的摹品，天才的摹品画葡萄，徐渭就能画出绝妙的葡萄，充满了生气，而且在作品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情，西方人画的葡萄像真的似的，鸟来啄，这就是愚蠢的摹品。科学之美，不能够加入科学家的主观成分，而艺术家的摹品是主观的，是要游离于宇宙本体的，但游离不等于背离。
　　
　　杨振宁先生和陈省身先生都不赞成艺术与科学一体化的论断。天津市的天文馆要搞艺术与科学的展览，拿着李政道的书给陈省身先生看，书中提出最先提出物理一词的就是杜甫，因为杜甫诗里有“细推物理”的词句，又讲屈原的《天问》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天文学著作。陈省身先生听完后开了句玩笑说，屈原大概不会知道地球是椭圆的，因为当时没有这种实证科学的可能，所以不要牵强附会。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